南宋最终定都临安（今杭州）而非南京（当时称建康），是宋高宗赵构在军事溃败、仓皇南逃的危急形势下，出于对自身安全、经济基础和地理环境的综合考量后做出的现实选择。这一决策并非一时兴起，而是南宋初年动荡局势下的必然结果。

南宋的建立本身就伴随着巨大的军事灾难。1127年“靖康之耻”后，宋高宗赵构一路被金兵追击南逃，金军在金兀术带领下，整天嚷嚷要要搜山捡海抓赵构。赵构最初的计划确实是定都南京，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防御。然而，金军攻势迅猛，长江防线很快被突破，南京也一度沦陷。赵构被迫继续南逃，经杭州、绍兴、宁波，最后甚至被赶到海上避难，狼狈不堪。

在这一路心惊胆战逃亡后，在当时的军事环境下，南京作为前线城市的脆弱性暴露无遗。相比之下，赵构在逃亡途中对杭州一带更为熟悉，并且发现这里地理位置更靠南，能为他提供更长的反应时间和更多的撤退路线，因此成为了一个更“安全”的落脚点。

对于一心偏安、对金兵充满恐惧的宋高宗而言，安全是定都的首要因素。临安位于长江以南约200公里，远离宋金对峙的前线。即使长江防线被突破，朝廷仍有足够的时间组织抵抗或向南撤退，甚至从杭州湾出海避难，避免了在南京可能面临的“困守孤城”的绝境。

还有就是金军的优势在于强大的骑兵。而临安所在的杭嘉湖地区水网密布，西部又是天目山等山区，这种水乡泽国的地形极大地限制了金军骑兵的机动性，有利于南宋军队发挥水战和步兵的优势进行防御。

一个政权的稳定离不开强大的经济支持。临安在这些方面具备南京难以比拟的优势。自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以来，杭州地区长期保持和平，经济持续发展，已成为“东南第一州”，物产丰饶，商业繁荣。定都于此，朝廷可以依托这个富庶的“钱袋子”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。

而且临安交通便利，临安是隋唐大运河的南端起点，通过运河体系可以便捷地连接太湖平原、浙西山区和浙东沿海，物资漕运条件极为优越。同时，它还具备海上交通的优势，这在当时是内陆城市南京所不具备的。

1138年，南宋正式宣布临安为“行在所”（意为天子巡行所到之地，即临时首都），这本身就体现了朝廷“不忘中原故土”的政治姿态。然而，随着“绍兴和议”的签订，偏安局面形成，临安还是在事实上成为了南宋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并延续了150多年的繁华。

总而言之，南宋定都临安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一个将统治者个人安全、现实军事防御、经济支撑和地理条件等因素置于首位的务实决策。